跨境人口流動是國際經貿發展的必然結果之一，其中一部分跨境流動人口將選擇在移入國家常住乃至永久性定居，從而在移入國家/城市形成多民族混居狀態，進而對該國/城市社會治安形成額外的壓力。因為與單一民族聚居或單一民族占壓倒多數聚居相比，在多民族混居狀態下，居民相互摩擦和激化的幾率天然較高。不僅語言不同容易造成誤解，宗教和風俗不同可能產生摩擦，而且單一民族聚居情況下個體之間的摩擦此時也容易上升到群體沖突、乃至民族沖突的層次。在極端情況下，這種沖突甚至有可能進而轉為對分疆裂土的訴求，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看看今日北愛爾蘭、黎巴嫩、印度、斯里蘭卡、科索沃等多民族多宗教混居地區沖突頻發，本來無足輕重的小事都有可能引發暴亂，看看法國近年來多次爆發以穆斯林移民青少年為主的郊區暴亂，甚至蔓延全國，便不難理解這一點。

在國際經貿發展中，境外遷入民族倘若散居或人數不多，便不至于對遷入國的政府權威和政治統一構成挑戰；但倘若人數眾多，甚至在足夠廣大的地域上形成相對獨立的聚居社會，便有可能對遷入國的政府權威和政治統一形成隱患，直至發展成為公開的挑戰。在中國歷史上，隨國際貿易遷入民族武力挑戰或背叛中國政府的案例就不止一端，其中唐代廣州大食和波斯人武裝作亂、宋元泉州阿拉伯-波斯穆斯林社團背叛、清代新疆浩罕商人屢次作亂三大案例最為典型，尤其是宋元之際因國際貿易發展而聚居泉州的阿拉伯-波斯社團及其頭面人物蒲壽庚家族，其背叛行徑性質最為嚴重：

唐朝中國與阿拉伯之間的貿易取得了長足發展，以至于李約瑟《中國科技史》稱“從8世紀至13世紀是中國與阿拉伯交往的偉大時代”，《天方夜譚》中也描繪了商人辛伯達揚帆中國的故事，中國對外貿易第一大港廣州形成了龐大的阿拉伯商人聚居區——蕃坊，阿拉伯史籍稱9世紀70年代廣州大食人、波斯人、猶太人及其他外國人有12萬之多。[1]然而，這個龐大的遷入民族群體與中國政府和社會之間并不只有和諧相處，而是也存在形形色色的摩擦，而且這些摩擦曾經發展到公然武力挑戰唐朝政府的程度，唐肅宗乾元元年（758年），正值安史之亂叛軍猖獗、全國兵力集中調往華北戰場之際，大食和波斯商人武裝一度趁火打劫攻占兵力薄弱的廣州，迫使廣州刺史韋利見棄城逃亡，大掠之后揚帆而去，正窮于應付安史之亂的唐朝政府竟不能奈何。到乾符六年（西元879年），黃巢軍隊攻占廣州后幾乎殺盡城中大食人和波斯人，這個遷入民族群體與中國社會之間的摩擦才以極端形式得到了解決，而萬里之外希拉夫港（今伊朗塔黑里）、翁蠻省（阿曼）兩地眾多對華貿易商也因此事變而大面積破產。

“君不見泉州閉門不納宋天子，當時有城乃如此”（元·泉州晉江釋大奎：《筑城曲》）；從歷史上看，唐朝之后江南爆發過穆斯林與中國社會大規模對抗的唯一地區是泉州，正是在唐宋兩朝作為世界第一大港埠時期，泉州形成了一個相當龐大的阿拉伯-波斯穆斯林社團，在此基礎上先后發生了南宋末年泉州蒲壽庚背叛南宋事變，以及元末至正十七年（1357年）到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持續十年之久的亦思巴奚叛亂。依托泉州在國際貿易發展過程中形成的龐大阿拉伯-波斯穆斯林社團，身為阿拉伯人后裔的蒲壽庚擔任泉州市舶司提舉、閩廣招撫使等高官多年。然而，南宋景炎元年（西元1276年，元至元十三年）十一月，陸秀夫、張世杰等率南宋“行朝”逃亡至泉州，蒲壽庚卻殺害泉州城內宋宗室、士大夫和淮軍士兵數萬人降元。元朝末年，曾深受蒙元統治者重用、享有高于中國本土民族地位的泉州色目人集團又企圖割據泉州自立，亦思巴奚叛亂持續十年，結果被忠于元朝的陳友定部平定。

清朝平定準噶爾和南疆大小和卓政權、統一新疆之后，旅居南疆的浩罕汗國商人屢次興風作浪，或資助和卓后裔作亂，或招引浩罕侵略軍多次入寇，甚或親自出馬赤膊上陣。嘉慶二十五年（西元1820年）至道光七年（西元1827年），在浩罕的支持下，新疆和卓后裔張格爾先后4次入犯新疆沿邊作亂，其中道光六年（1826年）浩罕出動支持張格爾的軍隊竟逾萬人，接連攻陷南疆喀什噶爾、英吉沙、葉爾羌（今莎車）、和田四大重鎮。1827年末張格爾被擒獲正法后30年間，浩罕仍多次支持其境內新疆和卓后裔侵犯和騷擾南疆，僅規模較大的就有三起，即1830年“玉素甫之亂”、1847年“七和卓之亂”、1857年“倭里罕和卓之亂”。正因為浩罕商人（清人稱之為“安集延人”）屢次協助張格爾作亂，清政府于道光八年（1828年）下令稽查其在喀什噶爾等地有安家置產者，分年驅逐。

社會發展的現實在不斷向我們提出問題，為求長治久安，我們必須直面現實問題，不能唯恐觸犯某種政治正確性而抱著鴕鳥心態無視現實。不帶任何思想條條框框地直面現實與探索震動最小的解決方案，兩者之間并無矛盾。